 | 《共和国密使》 权延赤 杜卫东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
《共和国密使》越南相关内容辑要 一业辑(2006/03/15)
一业按：纪实文学《共和国密使》讲述1964-1968年，以段苏权为组长的中共中央驻桑怒工作组，帮助老挝的抗美救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故事，伍修权（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作序。该书披露了中越两党、两国在“同志加兄弟”关系时期就已存在的隔阂和矛盾。现将该书中有关越南劳动党、中越关系、越老关系的内容择要摘录而出，并注明其在原书的页码，供关心越南问题和中越关系史的人士参考。 |
……凯山·丰威汉总书记提议中国派一个工作组进驻老挝中央，进行调查。经过讨论，两党之间就此问题达成一个口头协议。
仅是口头协议，没有形成文字。那微妙所在便是越南劳动党。对此，老挝方面明白，中国共产党心里也有数。
早在30年代，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便同属于那时成立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党的领导绝大部分是越南同志。在长期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他们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老挝和束埔寨的党实际上相当于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两个省委。1945年日本投降后，老挝和柬埔寨的党独立了，但由于历史的渊源和斗争的需要，他们仍不得不服从河内的领导。而河内的一些主要领导同志也从未放弃在印支半岛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设想。正是这一原因，河内的领导同志既需要中国对整个印度支那革命事业做出巨大援助，又不愿意中国与老挝、柬埔寨的党发生直接关系，从而增强这两个党的独立性。
果然，当老挝党将他们与中国共产党达成的口头协议通报越南劳动党，征求意见时，没有得到期待的嘉许。越南劳动党提出，中国党和政府应通过越南来实施对老挝的各项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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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河内特命全权大使朱其文的专车驶入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奉周恩来总理之命，朱其文向越南政府通报了老挝的要求，中老两党协商的内容以及我们拟派一个工作组到桑怒的全部设想。面对朱其文真诚无私的表示，越南方面尽管还有部分人心里有想法，但多数领导同志表示了理解和信任：
“中国同志一贯奉行国际主义原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对越南人民予以了慷慨无私的援助。这一点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对于中国同志援助老挝人民的真挚愿望，我们同样表示感谢和欢迎。因为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反美斗争是互相支持，彼此呼应的。对老挝的援助，实际上就是对越南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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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温泉宾馆的小会议室里，又坐满一批出类拔萃的人物。有中国的周恩来、陈毅、罗瑞卿等同志；有越南的胡志明、黄文欢、陈文荣等同志；有老挝的凯山·丰威汉等同志。
3个兄弟党的领导共同会谈老挝问题。越南党内有些同志有建立印支联邦的思想，对此周恩来心中有数、中国党的领导人心中都有数，所以有时交往很艰难。这一次不然，胡志明和黄文欢都是与中国同志、中国人民有着极深厚的友谊和感情的。胡志明主席逝世前，讲的一直是中国话，这是人们都知道的。黄文欢这位越南劳动党的创始人之一，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越南大肆反华之后，为了同党内那些反华势力作斗争，至今仍住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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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央负责同志的话讲，“歼灭战的问题，不但老挝不懂，越南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要反复给他们讲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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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将军一行被安排在驻河内使馆。朱其文向工作组详细介绍了越南和老挝的情况，以及相互间微妙的关系。
“这么说，越南方面是不会在工作上为我们提供便利条件喽？”将军面色沉重。
“不妨碍就不错了。”大使弦外有音，“越南不希望我们和老挝直接发生关系。唉，咱们的援老物资几乎全部被越方扣下了，一小部分被他们调了包，以他们的名义‘援助’了老挝。就是你出钱，我请客。这里的复杂和微妙关系，你们慢慢会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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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军队几次进攻受挫，胡志明和他的优秀将领武元甲见部队损失大，不得不停止军事行动。
于是，正在进行的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谈判也陷入僵局。中国周恩来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对武元甲说：“奠边府必须拿下来，否则什么也谈不成。”武元甲说：“打不了了，我们损失太大，组织不起来了。”
总理听过汇报，派伍修权将军到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下榻处。怕有窃听，躲进卫生间，放开水龙头掩盖谈话：“奠边府一定要拿下来，不然法国人就不会坐下来跟我们老实谈。”伍修权小声说。
范文同点头承认，但心有余力不足：“奠边府工事坚固，守备力强，我们重武器上不去，攻几次不行……”
“我们可以做出一切必要的援助，并打算派韦国清同志到那里去帮助指挥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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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耳边又响起副总理李富春同志的谈话：
“老挝主要是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他们认为只有民族问题没有阶级问题。没有地主有富农吧？没有富裕富农有富裕中农吧？总有奴隶主吧！总要有阶级分析，不承认阶级，怎么能进行阶级斗争发动群众呢？……不只是老挝，越南同志这个问题也没解决，认为老挝没有阶级分化，或者是分化不严重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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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苏权耳畔又响起罗瑞卿在南池子锻库后巷甲1号的谈话：“那里过去是越南党的一个支部。你们任务中关于传达两党中央意见这条，我抹掉了，怕引起越南误会，以为我们直接和老挝发生联系……不要超过越南党去插手。”
“越方是第一线，我方是第二线。假如我们不调整和越方关系则会出大问题。”
段苏权还想起最近中央发来的指示：“要尊重寮越双方的传统关系，对寮越方的特殊关系，我们不支持，但要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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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香农的情况同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的情况相似，云南的情况就是云南的情况，老挝的情况就是老挝的情况。老挝并没有什么阶级分化！”
这位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陈远飞就是这样声大气粗地说，并且敢于直接攻击中国：“你们土改搞斗争，结果树敌太多，出现了反革命还乡团，不能搬用中国的作法！”
为此，双方发生激烈争论和抗议，使老挝的同志很尴尬。
越南人渗入了老挝解放区和武装部队的最基层，控制了所有的实权。每一个县，部队每一个连，都有越南顾问。当年入老参战的龚利军曾回忆说：
我们部队同老挝打交道，什么事都得通过越南人，否则就办不成。到村子里去联系事，先要打听越南顾问在哪儿。老挝人民对越南顾问从心底是不满、甚至仇恨的。他们总是说：“你们看么，哪个戴贝蕾帽，身前身后有姑娘侍候着的哪个就是。”越南顾问无一例外地“玩姑娘”，几个十几个的玩。记得我第一次到村子里越南顾问的房间去，一进门就愣住了。越南顾问倒是热情迎上来，可是墙上有张很大的彩色照：那个漂亮女人在越南顾问身后赤裸裸地挺出两乳，腰肢塌下去，翘起浑圆的屁股，就那么个姿式冲着我们笑。我们中国军人哪里见过这种东西啊？这个越南顾问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不好。他的水壶上和枪托上也都刻画了裸体女人照 。他的一切生活都由老挝女人照料伺候。和我们中国军人形成鲜明对照。我们在老挝2年多，除了喝的是老挝水，其他一切生活用品都是从国内运来。更叫我们气愤的是越南人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敌视中国人的宣传，甚至是极其恶毒下流的诬蔑。
有次，我们一位同志上厕所，发现有个老挝女人偷看。后来这个女人跑了。这件事很奇怪，最后还是翻译把事情弄清了。那是因为中国军人严明的纪律使越南人的行为更显恶劣。一个越南顾问同老挝女人睡觉时，这位老挝女人说 ：“你们太坏了。中国人好，中国人从来不玩弄我们。”这个越南顾问竟恶毒地说：“你不知道，中国才恶呢，中国军队出国前，把军人的鸡巴全割掉了。”老挝女人不信：“你胡说。”越南顾问说：“我不瞎说，他们来这么长时间了，你见他们有一个能和女人睡觉的吗？全割了 ！”这位老挝女人不信，就跑到厕所去偷看，她看见真实情况后，跑回去冲越南顾问喊：“你造谣！我看见了，中国兵也有，没割！”越南顾问竟胡说：“不是那种割法，用不着全割掉 ，里面来一下子他们那玩意儿就不管用了。”老挝女人摇头：“我不信，中国人就是好，帮我们千活，给我们盐巴和手电，还给我们修公路。”越南顾问火了，竟把老挝村民召集起来，宣传说：“中国人欠了我们许多钱，他们还不起，就提出用修路的办法来顶替还钱，我们照顾他们，同意了。你们看见中国人修公路，其实是用我们越南的钱，是我们越南在支援你们老挝人。”
越南人对老挝的控制，从当年工作组成员胡正清同志的回忆中便可看清：
老挝人民军总参谋长西沙瓦设家宴招待我们。过去我们很熟，一见如故，无话不谈。我一开始就问：“总参谋长的身体好吗？”西沙瓦回答说：“最近心脏有点不太好。”我就劝说：“那你就去住院治疗一段吧。心脏病越累越严重，不要太累了。”西沙瓦说：“老挝没有条件，现在我就是吃你们张大夫开的药，这里也要谢谢谢张大夫！”
我想了想，建议：“必要的话，欢迎你去北京治疗。北京市地方有协和医院，军队有301医院，都很有名。只要你工作不忙，随时可以去。”
这位总参谋长西沙瓦不无情绪和牢骚地说：“我的工作有越南顾问管着，有我没我一个样，反正是他们说了算，我什么时候都可以离开……”
席间，谈笑风生，毫无拘束。西沙瓦乘兴说：“老挝斗争形势很好，我们从内心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并产党。因为是在热带山岳丛林作战，被服损耗大 、弹药补给不足……”
我明白他的意思，说：“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老挝人民抗美救国斗争。今年的军援，已按协议执行，不知贵方还有什么想法？”
西沙瓦坦率地说：“中国援助非常可观，可惜我们不能按计划如数得到。”
我追问：“上哪里去了呢？”
西沙瓦苦笑：“中国援助我们的物资，是通过越南输送的。至于运到哪里去了，我们不便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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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权同志.你汇报中谈了中、越、老三方关系问题，”周恩来声音转低，他在强调一个问题时才会将声音放低。“从整体上你怎么认识这个问题？”
段苏权没有马上回答。不是没想透，而是考虑用什么样的话来简单明确他说出想法。
“抗美第一，团结第一。努力协调，积极疏导。”段苏权一边思索一边回答。
“好，有这样的战略眼光就好。抗美第一，团结第一。”周恩来赞赏地点点头。他来河内，已经知道越南《人民报》用显著篇幅登载历史上越南民族英雄抗击“北方侵略”的文章，段苏权也讲了中越双方在老挝发生的某些不愉快的事情。总理曾有所担心忧虑。怕我们的工作组与越方在老挝产生矛盾而影响老挝乃至整个印度支那的革命事业……
段苏权的回答使他放下了心。
周恩来沉吟片刻，一手扠腰，一手抚着下颏说：“从目前情况看，即使我们出动大批军队援寮，越方部队和顾问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支援老挝，他们会留下来与我们并肩战斗。因此，在将来处理好三方关系是一个极重要、极复杂的问题，非有战略思想不可。”
停顿片刻，周恩来换了坚定的语气：“但无论如何，军事行动本身要求高度的集中和统一，客观形势决定了我们必须承担起这副重担子。”
三党会谈之后，周恩来曾为越南民族英雄征侧征贰陵墓献了花圈。征侧征贰姐妹是在东汉时期的起义军领袖，史称二征起义。起义受到东汉光武帝的镇压，两姐妹壮烈牺牲。周恩来这一表示，使越南同志深受感动。
之后不久，应越南政府请求，大批中国军队先后进入越南北方和老挝，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当时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口号是：不惜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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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苏权放下茶杯，开始汇报。他在汇报中重新提出自己在外事会议上谈过的一个观点：“我们应该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当战人烧到国土或接近国土时再出兵越南，在政治上军事上更为有利。”
周恩来想了想说：“美国想把战争扩大到北越，威胁到中国安全。我们不能不考虑出兵援助。战争打到河内，我们就要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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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号公路是老挝桑怒连结越南河内的唯一通路，被称为胡志明小道。在老挝境内全长300多公里。它不仅是寮中央驻地桑怒那垓村与国外联系的唯一公路，也是老挝解放区通过越南迂回到上寮的丰河里，中寮的川圹和下寮的阿速坡去的唯一公路。美国人为了切断这条“胡志明小道”，从1965年3月31日开始轰炸，短短几天，便向老挝一侧的小道上倾泻了上百吨的炸弹，把“胡志明小道”拦腰斩断。这样，一切外援便无法进入老挝解放区，也无法通过老挝境内渗透到越南南方解放阵线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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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天气真好啊！”越南顾问总团团长望着野外的天空感慨。他叫阮仲永，是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清化省委书记，原任越南第四军区政治委员。他个子不高，黧黑的面孔，微陷的眼窝里，两只亮晶晶的眼睛格外有神采。他经常穿着一身黑色的胡志明装，是个精明强干的领导者。他直接领导两个分团；一个是地方团，一个是军事团。地方团的顾问，遍布寮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各省、县。军事团的顾问，也派到巴特寮总指挥部各部门及各独立营甚至省独立连。所有顾问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老挝话，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来老挝的时间已不短。
越南就是通过这些数以千计的顾问们，牢牢控制了老挝人民党、爱国战线和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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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正式开始了。
来宾依次进入坐席。苏发努冯主席和凯山·丰威汉总书记坐在正中，依次是越南顾问总团团长阮仲永，中共中央驻桑怒工作组组长段苏权……
外文场合的坐次是极讲究的。越南顾问总团团长阮仲永被排列在来宾中的第一位，排在段苏权前面。这是为了显示越老之间的特殊关系。
1930年，阮爱国（即胡志明主席）创建印支共产党，领导印支三国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至今，老挝党的所有大政方针仍要和越南劳动党“共商”。从越南领导人的内心来讲，他们有不少人都是希望最终能建立起一个印度支那联邦共和国。
在老挝解放区，老挝有一套党政领导班子，越南秘密地还有一套；万象就有两个秘密省委：老挝一个，越南一个。越南省委领导的公开身份是寺院里的和尚。
段苏权将军曾回忆过这样一件事：
记得那次我陪凯山·丰威汉途经河内，出访中国。汽车进入越南通向河内的公路后，前方出现一辆卡车。卡车司机无礼，任凭我们的吉普车一个劲鸣笛，他就是不给让路。6号公路路面狭窄，一般只能单车通过。卡车司机压在前边把我们压了几十公里。凯山同志气坏了，在一个路口，吉普车终于猛冲到前边，急刹闸，将那辆卡车拦阻下来。凯山跳下车，训斥那名越南司机，越南司机态度很凶蛮。凯山从兜里掏出一个证件，朝那个司机一举，那司机的腿立刻软了，脸色变得煞白。
越南边防派出所的人闻讯赶来，一见凯山的证件，立刻将那名司机扣押起来，并对凯山敬礼，请他上车。原来，凯山拿的是一张特别通行证，只有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干部才发给。
由此可见越南党与老挝党关系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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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40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清楚地记得，越南南方解放阵线和老挝爱国战线，在当时是公开的旗帜，经常在报纸上见到。而“劳动党”和“人民党”却很少见到，或者没有公开见到。因为抗美救国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需要建立各阶层人民广泛参加的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恰恰是毛泽东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的。苏联没有，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胡志明曾长期生活战斗在中国，对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意义和组织领导方法，都是非常熟悉的，并灵活运用到了印度支那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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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老挝人民吃饭是用手抓，并不使用筷子。越南人和中国人一样用筷子，却也有不同。那筷子几乎有一尺长，使用时，一端夹菜，一端拨饭；夹菜的一端不能吃饭，吃饭的一端不能夹菜。越南人使用熟练，不用倒手，中国人若学起来就笨了，需用另一只手帮助倒一下，有时忘了，夹菜的一端便用来吃了饭，引得越南人发笑。这样看来，越南人使用筷子比中国人还要有艺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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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第一次参加泼水节，而且又是给老挝党的领导人泼水，工作组的同志一时有些拘束，不忍心将他们的衣服弄湿，只是象征性地用树枝蘸上水洒在他们的身上。
“谢谢中国同志，谢谢中国同志！”
老挝党的领导人承受着“雨露滋润”，连连道谢。
外面一阵喧闹，是越南顾问团在阮仲永的带领下给寮中央领导人泼水祝贺来了。段苏权和中国工作组的同志们便起身告辞。
这里有些微妙的关系不好处。
工作组的胡正清曾经参加巴特寮总政治部举办的第二期政治集训，就因为同老挝同志关系友好亲密而引起越南顾问的戒备与排斥。他说：
——下午，我参加班里讨论，收集材料。休息时，我走到哪里，哪里的巴特寮就把我团团围住，友好交谈……
当我从巴特寮中间回到临时办公处时，越南顾问对我开始戒备。原来，他同政治部副主任松旺谈工作都是用老挝语，现在改为用越语。我们只有老语翻译，请他仍用老语，他说：“越南人应讲越南本国语言。”松旺发现越南顾问“吃醋”，很尴尬。想改变原来的安排，让我去住招待所，我坚持留在集训班，没走。
晚上，我参加讨论汇报会。老挝人用老语汇报情况是无可非议的。越南顾问却无理要求：“你们都用越语汇报。我的老语水平不高，怕翻译不准确。”我说：“本国人还是讲本国语言为宜！”松旺怕我同越南顾问闹起来，马上调和道：“同志们汇报时既可以讲老语，也可以讲越语。我来当翻译。讲老语时，我翻译成越语。讲越语时，我翻译成老语。”
各班汇报之后，松旺用越语同越顾问交谈，准备请我讲话。越顾问一面使眼色一面建议休会。我的越语不好，但同越南顾问打交道半年多，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我能听懂这些简单的语音。立即告诉松旺副主任：“我听懂了，就是让我们讲，我们对兄弟国家也不会有什么‘指示’，请休会吧！”
越南顾问已经狼狈不堪，松旺也显得不安不自在。
为防止类似胡正清所遇到的这类情况再发生，所以段苏权在越南顾问团来到时，即带领自己的人马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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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苏权参观了越南军队的一个连队。装甲车和汽车距连部5里地便被挡往，越南同志解释说：这是为了防止敌人空中侦察到连部所在地，防止轰炸。中国当年抗美援朝，如果采取这一措施，不许汽车直驶司令部，美国飞机便难以准确轰炸志愿军总部，毛泽东的爱子毛岸英便可能不会牺牲。
段苏权感到这确是一条好经验。他参观了越南连队，同连队里的5名华侨谈了话。这些华侨作战勇敢，与越南同志团结友爱，关系非常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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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苏权率工作组进驻老挝桑怒时，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陈远飞曾在祝酒时讲过这样一段话：
“韦国清将军曾经指挥奠边府战役，取得了最后结束法帝国主义统治越南的奠边府大捷。我们今天用奠边府牌酒来招待中国同志，表明我们对中国的援助是不会忘记的。中国同志今天又来到抗美第一线，帮助我们进行第二个‘奠边府 ’战役。为此，谨向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示衷心感谢！”
奠边府大捷使日内瓦会议的谈判有了基础，但是问题复杂，谈判一个月仍然达不成协议。
西哈努克亲王在他的善于谋划的宾努首相的辅佐下，提出一项结束印支战争的方案。方案中很重要的一条内容是：不但在越南的法国武装部队和一切作战军事人员必须撤出，而且进入柬埔寨和老挝的其他国家或半岛其他地区的各种性质的战斗单位也必须全部撤出。凡不是在柬埔寨出生的柬埔寨人都应撤出柬埔寨。
周恩来立刻看出其中的合理性、有利于达成协议，结束印支战争。可是越南不愿接受这一方案。由于历史上，柬埔寨始终是越南和泰国互相争夺的对象；由于越、老、柬三国的抗法武装力量在现代一直是并肩战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越南坚持这是三个民族的团结互助，不愿将部队撤出老挝和柬埔寨。
周恩来向胡志明及其他越南同志作了大量的工作，说服他们认识到柬埔寨提案中的合理部分。……
第172-173页
7月3日至5日，日内瓦会议休会3天。周恩来不顾疲劳，先飞广西柳州同胡志明会谈，然后飞到莫斯科与莫洛托夫等苏联领导人会谈，进一步协调彼此看法，说服他们认清主要矛盾，在越南南北分界线问题上不要提过高要求，否则，既不现实，又容易让美国人钻空子。日内瓦会议复会以后，周恩来立即投入紧张的斡旋工作。几天之内，越南和法国终于达成妥协：越南接受以北纬17度为南北分界线，法国同意在协议中明文规定两年内通过普选统一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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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越援老物质，都是免费运输。援老物资经由越南时，运费也由中国付。苏联援越援老物质，经中国境内的运费也由中国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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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法国殖民军在1946年11月20日占领海防和谅山，12月19日又在河内对越南军民发动“总攻击”，越南人民处境艰难，只能在农村和山区进行游击战了。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中国人民和政府得到了大量无私的援助，才从根本上改变了抗法民族战争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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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是经常犯错误的。那时我们劝你们合作，许多同志掉了头，军队剩下也不多了。第一次日内瓦协议，越南南方统统搬到北方，我们也参加了嘛！”毛泽东这种严格自我批评的态度使凯山深受感动，以更加敬仰的目光望着毛浑东，一眨不眨听毛泽东讲下去：“受了损失不怕，总结经验教训站起来接着干就是。1927年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时，我们有5万党员，被国民党杀掉一批，投降一批，第三批不干了。剩下不到1万人干革命。我们那时的人到现在剩下800人，现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还是这800人。”
……“现在越南南方的斗争比我们的抗日战争有发展。他们不把美帝看在眼里，也不怕飞机，以轻武器对付敌人的重武器。敢打夜战、近战，用手榴弹，拚刺刀，它的飞机、大炮就失去了优势。所以，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劝你们也要向他们学习。”
第215-216页
……据寮方有的同志透露，凯山曾表示：在三方之间搞点平衡，关系就更好处理了。
不过，再见到段苏权时，凯山尽管装出坦然，还是不免露出一些尴尬：“段同志，有个情况向你解释一下。这个，越南同志有个想法，他们也希望能参加这个联合工作组……”
“组织下乡工作组完全是老挝人民党内部的事，我们高兴的接受邀请。”段苏权早有思想准备，坦诚痛快地表示：“越南同志参加．我们没有意见。希望老、中、越三方团结起来，能够为寮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作出贡献。”
于是，三方联合工作组经老、中、越共同协商，正式组成。中方负责人是中共中央驻桑怒工作组副组长，有着几十年革命经历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梁文英同志。带队下乡做具体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杨有生和刘淑湘等同志。这两位同志分别从云南省瑞丽县和澜沧县的县委书记岗位上调来，那里的民情与老挝很接近。
联合工作组组成之后，很快进驻了香农乡香农村。但是一年多时间过去了，常驻香农试点的干部只有寮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堤坎朋和中方的杨有生、刘淑湘。越方的同志只是在听取汇报与研究工作时出席一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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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苏权对杨有生等同志明确宣布说：“我们的建议只向老挝同志谈，一个建议至多讲两次，不同越方发生争执。”
又过半个月，凯山未归，堤坎朋却带来了越南方面的意见：原则上同意废除贡滥制，但具体方法应是协商、谈判。
至此，中越之间的分歧已经明朗，焦点在于对贡滥主是按敌我矛盾处理，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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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山点点头，略一沉吟，说：“这样搞你们看好不好？首先召开群众大会批判陶会，但不处决。会后再同陶会协商谈判，让他自己留足土地后，将多余的土地分给农民，放弃剥削特权。”
会场静了片刻。可以看出，这一决定既吸收了我方意见，又吸收了越方意见，但主要还是倾向越方意见。
“我看可以。”段苏权点头表态。他严格遵守中央规定：不得干涉老挝的内部事务，尊重、执行寮中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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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农的群众很快发动起来，各项工作都有了新的面貌。越南同志看到这一事实，便也参考了香农经验，在其他村子进行了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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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66年11月25日夜。
云南省歌舞团在寮中央和地方的演出，场场爆满。有的老挝群众翻7座大山，涉35条溪流，追踪100多里路，又等候4天，就为了看一场演出！演出增强了中老两国人民和军队的战斗友谊，获得老挝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和评价。按计划，歌舞团应当回国了。但是，越南顾问团发出邀请，要求为其机关及5万部队演出5场。今夜是第一场。
谢幕了。段苏权带着轻松喜悦的心情陪同阮仲永走上舞台，同演员一一握手。台下的指战员们都立起身，颇有节奏地鼓着掌。当段苏权朝台下转身鼓掌时，却见到一名越南干部扬起双臂，指挥战士们唱起歌：
“金星红旗迎风飘扬——唱！”
掌场停止了，台下响起整齐洪亮的《胡志明颂》。段苏权鼓掌的节奏刚与《胡志明颂》的旋律取一致，台上的中国男高音独唱演员高保年忽然转身，指挥全团演员放开了喉咙：“大海航行靠舵手——唱！”
现场顿时乱了。台上唱毛泽东，台下唱胡志明，台下人多，台上有扩音器而且都是歌唱的“精兵强将”，声势大小差不多，可说旗鼓相当。双方你唱你的词，我唱我的调，表面象对歌一样热烈，但实际上任何人都不难感觉到，双方都是憋了一股劲、一种情绪，在暗地里较量、冲突、斗争……
段苏权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眉头稍稍拢紧，刚才观看演出的愉快现在被一种担忧和不安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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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飞脸上已经没了笑容，显出严肃认真的态度：“我代表越南顾问团向你谈一件事情。这次中国云南省歌舞团为我们越南顾问团及部队演出，公开写出一条反革命标语！”
段苏权心里咯噔一下，陈远飞已经将一张纸递过来。段苏权展开认真看去：
“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
段苏权吁口气，平静地望住陈远飞：“你们误会了吧？这是毛主席的语录。”
“这是一条有害于越中两国团结的标语！”陈远飞语气强硬，“而且标语挂在我们平时挂胡伯伯像的地方，为此我们顾问团召开了团党委会，决定由我向你们提出严正抗议。”
段苏权的特点就是越遇大事越有静气。直等陈远飞把话讲完，才不慌不忙，用一种平心静气的声音回答：“这是一条毛主席语录。在事情未调查清之前，我暂时不能接受你们的抗议。”
“希望你们能调查清楚，严肃处理。”陈远飞说罢，勉强对段苏权笑笑，便起身告辞。
段苏权将情况同工作组党委副书记粱文瑛谈了，决定派人召回歌舞团于团长及负责歌舞团活动的工作组成员胡正清，向工作组党委会汇报事件经过。
已经夜里12点了，胡正清和于团长还未回来。段苏权脸上不露声色，心里还是感觉沉甸甸。想起胡正清，便记起胡正清讲过的两件事。
一次，胡正清和越南同志喝酒，一个林顾问酒后叫喊：“我早就想回家了，根本不想在这里干！巴特寮的一个营级干部还不如越南的一个排长，打起仗来全靠我们给他指挥！”另一个阮顾问见林顾问醉话出格，忙打圆场：“越老在抗法时期就是一个支部，有着特殊关系。现在，老挝的一切大政方针还都要经过我们河内，这一点也证明了两国的特殊关系，所以他今天说话比较随便……”
其实，清醒的话比醉话更暴露了其想做印度支那王的面目。
另一次，胡正清同越南顾问团保卫科李科长下中国象棋。下到中盘，李科长的过河卒又回头吃掉胡正清一个马。
胡正清说：“过河卒不能回头。”李科长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往回跑，这就是我们越南特工队的战术！”胡正清苦笑：“我们总结出的战术交给你们，你们拿来就先对付我们啊？”棋下到终盘 ，胡正清用车迎头将军，自以为赢了，却不料李科长的相飞过河沿，吃掉了胡正清的车。胡正清忙喊：“相不许过河，你怎么过河吃我的车？”李科长不屑地撇下嘴：“嘿嘿，这就好比我们越南军队到达老挝一样，从来就不受楚河汉界的限制 ！”
胡正清面对这种“霸权主义”的“棋艺”，只有拱手认输，气得一夜没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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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饭后，工作组党委书记段苏权，副书记梁文瑛，委员李力、孙丕荣、李文政等同志按时来到会议室，纷纷同胡正清和于团长握手问候。
大家坐好，会议便开始了。
首先由胡正清汇报事件经过，于团长做补充。
“25日我们应邀为越南顾问团演出，第一场演出他们就横生枝节，揭开了假友好的面纱！”胡正清喝口茶水，平静一下情绪，开始介绍：“事件是这样发生的……”
因为是来老挝慰问演出，歌舞团出国前，曾准备了一些苏发努冯主席画像和毛主席像章，打算赠给观众，作为纪念。歌舞团在国内刚经历了4个月“文化大革命”，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情很高。我为了不致挫伤小将们的热情，又不把毛泽东思想强加于人，便采取了折衷办法：将毛主席像章和苏发努冯主席画像放在演出场的一张桌子上，用中越两国文字写着：“中国云南省歌舞团慰问演出纪念，请随意自取。”正在布置，越南军事顾问团宣传科干事环过来，看了看就匆匆走了。
过了一会儿．顾问团政冶部副主任鹏锡找我谈工作。一坐下来就非常严肃地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越南人民的朋友。我们一向尊敬毛主席！”
这么严肃地讲这番话，我估计他要谈什么事情，就很礼貌地说：“胡伯伯是越南人民的领袖，全中国人民也非常尊敬他。鹏锡副主任找我有什么事情要商量吗？”
“是的，顾问团的首长委托我接待同志加兄弟！”鹏锡把“同志加兄弟”咬得很重，“我的接待工作有什么缺点，请不要客气提出批评，以便改进！”
我有些困惑不解，语气不对劲呀？莫非歌舞团个别人对接待工作不满，讲了怪话？我忙说：“中国有句话，叫做宾至如归。我们来到顾问团，确有这样感受。谢谢同志们的热情接待，没有什么意见。”
鹏锡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拿出一枚毛主席像章放在桌子上，然后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赠送毛主席像章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因此，我建议歌舞团将毛主席像章统一赠给我们，然后由我们代为转送有成绩的战士。”
我说：“可以，尊重鹏锡同志的意见，我们就在开幕式上将这批像章统一赠送给越南同志，请您安排吧。”
事后，我们将原来布置好了的自取纪念品的台子拆掉了，等鹏锡的统一安排。但他始终没安排。我们也没有坚持，这事就算不了了之。
离演出只有一小时了，歌舞团的全体同志都在紧张帮助舞美组装台，我和于团长站在一旁督促。可是鹏锡又来找事了。
“我们阮团长要来出席开幕式，咱们是不是把演出程序研究一下呢？”鹏锡说话时眼珠一个劲转，就是不正常看我，象有什么隐私。
“好吧。”我把原来同他们宣传干事环共同商定的程序说一遍，然后征求他的意见：“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鹏锡就是那么一种鬼鬼崇崇的样子，眼光在你身上稍触即离，频触频离，叫你浑身不舒服。他哼哼一阵才问：“歌舞团都准备演出什么节目呢？”
这人就是不光明正大！
“节目单不是早给了你们吗，而且，顾问团领导出席过在寮中央的首场演出，节日都看过了。”我随手又将一份老文节目单递给他，“鹏锡同志的老文很精通，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鹏锡接过节目单，煞有介事地看看，然后指着最后一个大合唱节目说：“同志们给我们越南顾问团演出，越南同志最愿意听《胡志明颂》，这个合唱很好。不过，能不能把《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换一首别的歌呢？比如唱《团结就是力量》。”
听了鹏锡的活，我确实有些生气。这是在老挝，中越都是援老来了。唱毛泽东和胡志明正体现中越友谊，他怎么只许唱胡志明不许唱毛泽东？且不说同志加兄弟，正常国家交往也不能这样啊！但是在外交场合，我还是控制了情绪，好言好语解释说：“我们尊重胡伯伯，也尊重毛主席。所以才选择了《胡志明颂》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同时演唱；现在演出马上开始了，已经来不及调整了。”
谁能想到，鹏锡就是纠缠不休，只许唱胡志明，不让唱毛泽东。这事要叫国内来的演员们知道还不得跟他干起来？演出时间快到了，本着团结、友好的大局，也照顾到我们演员的情绪，我便作了让步，提出取消合唱这个节目，改为高呼“中越人民战斗友谊万岁！”鹏锡算是勉强同意了。
谁知，演出结束时，首长上台接见演员，鹏锡这个人竟指挥台下唱起了《胡志明颂》。演员们为取消大合唱本来就有气，见鹏锡这么搞，演员们就对着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
段苏权同梁文瑛交换眼色，他们都见了那天台上台下对着唱的场面，今天才明白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胡正清接着汇报下去——
第二天，歌舞团的演员们议论纷纷，很生气。胡志明主席教导说，越南人民和中国人民是“同志加兄弟”。中国人民不惜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可越南有些人为什么不让我们赠送毛主席像章，不让我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现在国内搞“文化大革命”，人们学习毛主席语录已经成为制度。歌舞团也一样，有块语录牌，每天换一条语录。那天演出结束、舞蹈演员陈彬彬就翻语录本，找了一条语录写到了语录牌上：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下面还注明：摘自《毛主席语录》。语录牌写好就挂在休息的地方睡觉了。
语录挂在休息的地方，这明摆着是我们内部的事情，与越方无关。可越方却以歌舞团张挂“反动标语”为理由，召开顾问团党委会进行讨论，又派了那个政治部副主任来向我提抗议。现在我把鹏锡副主任对我和于团长提抗议以及我们反驳的对话记录给大家念一下：
鹏锡：胡伯伯教导我们，要象保护眼珠一样保护中越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我们团党委也是这样要求我们的。此次歌舞回的来访，是毛主席派来的，我们以全部热情迎接，我们非常高兴在生活中有这样的乐趣。你们挂了一条标语，我们不了解是什么意思。标语挂在我们平时挂胡伯伯像的地方，那地方是我们最庄重、最纯洁的地方。因此，我们就把胡同志和于团长请来了，我们表示抗议！
胡正清：越南同志在胡主席领导下，维护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就象维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我们是理解的。歌舞团来访，也是本着加强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来的。鹏锡副主任提出的“标语”问题，事实上这是一条毛主席语录，不是一条标语。是歌舞团自己学习用的，并不是针对你们。故鹏锡抗议我们张贴反对越南的标语是毫无根据的！
鹏锡：你们学习毛泽东著作，我们也在研究毛泽东著作，而且还在研究马、恩、列、斯的著作。你们写口号作为内部学习，但不能挂在我们平时挂胡主席像这一最庄重的地方。我们都是共产党人，有着一个共同理想。我们要维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如果某一行动和议论有害于这个阵营的团结，是对革命有罪的。
胡正清：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南。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内部的事情，别人无权干涉。但鹏锡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不可理解。我们欢迎越南同志研究毛泽东著作，更希望越南同志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胡志明主席称中越两国人民是“同志加兄弟”，我们本着这一教导，对越南“同志加兄弟”的援助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和极高的代价。今天越南“同志加兄弟”无理干涉我们学毛著，有害于中越团结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对革命有罪的不是我们而正是你们。我坚信：两国人民的友谊，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
鹏锡：既然学习毛主席语录是你们内部的事情，那就请同志们把语录挂在你们休息的地方去，不要挂在“公共场合”。
于团长（看了一下手表）：演出时间已过，观众早已到齐，我们演出吧！
段苏权要来对话记录，重新看一遍，问：“演员演出没有闹情绪吧？”
“没有。”于团长说：“全体同志仍然以极大的热情进行了表演。”
“就是那块语录牌不知什么时候被越南人摘走了，演出结束后又给歌舞团送回来。”胡正清放低了一些声音：“一位友好的越南顾问团干部秘密告诉我们，这块语录牌送给阮仲永总团长去看过了。”
“怎么样？事件经过都清楚了吧？”段苏权目光从与会者面孔上扫过：“大家议一议，啊，讨论个意见。”
“不让送像章么，我们不做强加于人的事。可是只许唱《胡志明颂》，不许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就不是友好态度了。这是什么情绪？”
“武元甲不说帮他打奠边府，一说就是中国统治了越南10个世纪，在报纸上发文章。”
“学习毛主席语录是内部的事，越南顾问恣意挑起事端，是同河内右派最近的反华政策相联系的。”
“冯子材帮他们打法国人，报纸从来不提，可是把中国封建王朝的侵略作为‘传统教育’下发部队，广泛宣传，这恐怕不是抗美，是进行反华宣传，下面难免产生反华情绪。”
“援越抗美这是大局，这一条不能动摇。”段苏权强调一句，然后望住于团长，说：“歌舞团的访问是为了加强团结，增进友谊。我们不搞强加于人，但也不能允许别人干涉我们内部的事情，这也是一条原则。”
梁文瑛点头说：“前一段为老挝演出，获得了苏发努冯主席，凯山总书记以及广大群众的高度评价，我们歌舞团以后的演出仍然要高举团结友好的旗帜，争取圆满完成任务。”
“那么，这个事件到底怎么处理？”有人小声问。
段苏权一向平和的面孔在众人注目下，在严肃思考中渐渐绷紧，终于用军人的气魄做了一个有力手势，厉颜厉色决断说：“胡正清同志不撤回，以示我们的正确！事件经过及我们的态度，起草一份电报，向中央报告。”
会后，电报由李文林起草，拍回国内。待国内指示后再对越方的抗议“表示遗憾”。
20多年后，段苏权重忆当年情景，不无反省地说：现在看来，我们那时也有错误。受“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办了一些错事。那段时期，在我国的外交史上发生了许多闻所未闻的荒唐举止。驻某国使馆的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在使馆附近墙上张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大字标语。东道国提出抗议。驻某国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四个伟大”的标语，说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驻非洲某国使馆的造反派向行人硬塞“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辱骂，引起群众愤怒。国内甚至发生了火烧英代办的重大事件。这些荒谬行为至今想来，仍然令人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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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元旦后，中央决定将驻桑怒工作组改为桑怒联络组，只剩李文正同志等几个人了。国内“文化大革命”波及到联络组，因此发生了某些歧见和矛盾。但根本的原因还是越南想搞印度支那联邦，不愿有第三者同老挝发生直接关系，使工作组有种种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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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同志的挽留，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有中国的工作组在，他们能多得一些独立性，中国给老挝的援助可以全部拿到手。中国同志不在了，这些援助就会被越南人扣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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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慌不忙喝掉杯中的茶水，待工作人员重新沏满水后，作了一个潇洒的手势，便开始了他那知识渊博、引人入胜的讲话。
讲话的大致意思如下：
越南人民是英雄的人民，越南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他们不把美帝放在眼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打夜战、近战；甩手榴弹、拚刺刀，以轻武器对付重武器，打到天亮就结束。这么一直打下去，最终一定能打赢。
整个说来，亚非拉是个火炉。有些地方动得不那么厉害，比如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南朝鲜……最终人民还是要革命的……
越南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越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现代越南是多民族国家，其中以越族为主。越族与古代中国南方的百越人有关系。是百越的一支。古代越人有许多分支，在公元前3、4世纪，越人大致分5部分，多在中国境内：东越在浙江省，闽越在福建省，南越在广东，西瓯在广西省和越南东北部，雒越在越南的红河流域。
百越中的雒越，大约是在公元前4世纪，就是东周战国时间占据了红河流域。已经有了发达的炼铜术，创造了东山文化，开始向阶级社会发展。最初是组成了雒越部落联盟，后来，其中一个蜀部落在蜀王子泮率领下占有了部落联盟的领导地位，建立起越南第一个王朝，史称安阳王。”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占有土地者叫雒王、雒侯、雒将。
秦始皇统一中国，征服了齐、楚、燕、韩、赵、魏诸国，也征服了百越之地。秦派去百越之地的地方官叫赵佗，他搞割据，建立了南越国。到了汉武帝时，国势强盛，消灭了赵氏割据势力，将南越国“分置九郡”，后来又改成七郡。这七郡统称为交趾，长官称交趾刺史。汉献帝时，改交趾刺史为交州牧。不久，孙权分交州为交广2州。交州有东汉时交趾、九真、日南3郡，广州有东汉时的南海、苍梧、郁林、合浦4郡。秦始皇曾经迁徙内地50万人“戍五岭”，与越人杂居。其中，南海等4郡，也就是交、广2州的广州，由于文化较高，交通便利，汉影响也较强，越人逐渐朝着与汉人融合的方向发展了。而交趾等3郡，也就是交广2州的交州，由于条件不同，汉人朝着与越人融合的方向发展了。
西汉时，朝廷常把罪人发配到交趾等郡，与当地人杂居。到东汉献帝时，内地大乱，士人到交趾避难的很多，而且常常是举家迁徒，汉人与越人互通语言，总的趋势还是朝着与越人融合的方向发展。
在汉朝统治时期，雒越人所受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日益加重。东汉光武帝时，锡光做交趾郡太守，这个官大体上还可以。后来换了个叫苏定的人去做太守，这就糟了。苏定是个“张着眼睛看钱，闭着眼睛办事”的贪劣官，他残酷剥削人民，又竭力压制雒将。雒将大体相当一名部落首领吧。苏定杀死了雒将诗索，诗索的妻子征侧是位了不起的女英雄，首先举义反抗，她的妹妹也起兵响应，叫征贰；征侧、征贰成为起义军领袖，历史上叫做二征起义。起义军得到交趾、九真、日南、合浦等郡越人俚人的响应，击败汉朝驻军，取得65座城，征侧自立为王。《后汉书》说征侧是为了个人愤怒而起义，这种说法不对。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个阶级斗争问题。为什么4郡越人俚人群起响应，为什么刺史太守困守孤城得不到居民援助呢？可见这些刺史太守都是苏定一类的贪劣官。
东汉光武帝刘秀派伏波将军马援率汉兵8千，合交趾兵共2万多人击败起义军，“二征”在作战中壮烈牺牲。
马援虽然脱离不开其阶级局限性，但他确是一代名将，有政治头脑。他一面修城治郭，设官驻守，强化统治，一面下令兴修水利，穿渠灌溉，为当地人民办了几件好事，稳定了那里的局势。
讲到这里，毛泽东略作停顿，深深吸口烟，又缓缓吐出，叹一声道：“马援之后，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地方官大多贪婪苛虐，对越南人民的压迫和榨取十分暴烈，人民忿不能忍，不断举行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却给中国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增强了越南人民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斗争意志。唐朝灭亡后，吴权击败中国南汉的驻军，自立为主，越南从此独立。经李朝到陈朝，200多年，民族文化得到很大发展，在汉字基础上创成了本国文字‘字喃’。越南人民具有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元朝统治者3次进犯越南，都被击退了。明朝封建统治者侵占越南，也被击退了。越南独立后，中越两国仍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两国的使节和人民的往来更是从未断绝。越南的占城稻种传入中国，还有木棉，对中国农业做出很大贡献。中国的印刷术传入越南，13世纪中叶，越南开始用木板印户口帖子。15世纪后，开始刊刻四书五经。越南人常有举族移住中国广州、海南岛等地。明初参与设计修建北京城的阮安，被明代士兵奉为火器之神的黎澄善，都是越南人。中赵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确是源远流长。”
毛泽东将手一划，似要分清历史与现实：“现在世界革命形势很好。越南处于反美斗争第一线，他们的斗争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各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信心。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各国革命人民都要向他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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